魏达志:上海创新发展遭遇四大瓶颈

[摘要]上海需要以破釜沉舟与壮士断臂的勇气,去迎接结构调整巨大阵痛,去迎接城市与国家美好的未来!我的观点仅仅是用来促进未来城市的良性竞争,通过城市的强大来支撑我们国家的强大。

面对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上海到底遭遇哪些重大的问题与症结?上海到底要经历什么样的结构性阵痛,才有可能走出当前的迷局,或许是我们必须面对、必须进行的更加深刻的反思与检讨。

第一大瓶颈是历史性盘根错节的所有制痼疾。

上海面临的第一大症结是结构性问题。我在今年5月的调研中发现上海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制结构问题。深圳当前有230万家注册的企业与个体户,他们都是法人,其中一半是个体户,另外一半当中,除了国有控股以外,90%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深圳的所有制结构在全国是最优的。

上海的所有制结构是国企占了50%,其中央企25%,地方国企25%,外资25%,民营企业25%。我在调研中清晰感觉到上海把创新冀望在国有企业身上,这不仅因为国企基本上不具备强大的创新功能,而且把创新冀望于它不是冀望错了吗?而且还因为国企正是当前的改革对象,将改革对象定位为依赖对象不是仍然有问题吗?上海的所有制结构是解放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是根深蒂固的,而且改革开放之初,至少是前十年,中央是不会动上海的,因为上海对中央的财政贡献非常大,动了上海就动了中央财政的钱袋子,所以上海一直保持着非常传统的所有制结构,也保持了相对传统的产业结构,但就发展而言这两条都是要命的。

今年6月我在北京与北大的相关领导交流,我想建议上海的领导采取两种办法,采取什么办法呢?一是对于上海地方国企,下大力气把它卖掉,至少卖掉20%,只要创新企业来买上海的国企,我就卖给你,优惠卖给你都可以,绝大部分卖掉,通过出售国企优化所有制结构。但是可不可行呢?我估计会很困难,因为它涉及到国有企业的员工安排、民生福利、社会稳定等等。二是对于央企的改革,也有一些办法,就是动员上海民间资本对央企进行参股,构建新的资本组合,既公平利用资源,又改变央企单纯的国有体制,变成混合所有制,但是这一点上海说了不算,所以面对这个死结,上海很难调整过来,尽管看得到问题但就是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一定要解决,必须全市动员,分析形势,伤筋动骨地大干一场。

与此同时, 上海民企只占25 %,是什么类型的企业都有,并非是以创新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加上一般的外资企业在上海是不具备创新功能的,即便有创新作用也与上海关系不大。

我是从复旦大学调来深圳的,可以说上海的人才总量、人才质量、学科建设、高校数量、科研比重,深圳根本没办法和它比,我常常说复旦大学那些最好的老师,就是民族的脊梁,上海人民是我的老师,但是上海再聪明的人,面对这样的死结依然解不开,即便想解开也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第一个问题,也是我经常强调的结构优于数据、结构优于规模的学术理念。

第二大瓶颈是文明选择错位将导致行为错位。

上海面临的第二大症结是发展方向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听到过上海学者发出的智慧呼声,他很头痛上海目前尚看不到拥有规模的创新主体。因为上海的主导结构还停留在工业文明时代,比如过去上海主要有轿车、电子和通信、电站设备、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用电器等六大产业,基本上属于工业文明范畴,工业文明的特征是动能革命,工业产品的特征是人类体能的放大;而科技文明是智能文明,科技产品的特征是人类智能的放大,当然在工业文明向科技文明的过渡阶段,将大量存在人类体能与智能相结合的产品。

比如说上海的四个战略性定位:包括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航运中心。其中把国际航运中心作为战略性定位就非常不妥,因为大家知道全球的国际航运中心就是大规模的集装箱运输,这种东西是伴随着加工制造业的强大而强大的,50年代全球的集装箱最大的港口是在美国的纽约,在日本的横滨,在欧洲的鹿特丹港等等;这些一流港口,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加工制造业的转移就转到了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高雄、韩国釜山等等都是大港口;到八十年代就转到了中国的深圳、上海和其它的沿海城市。但把这种工业文明时代与加工制造业配套的集装箱码头作为战略性定位,深圳2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全国大中城市第一,深圳在2013年上半年集装箱运输就超过了香港,深圳并没有把国际航运中心作为战略定位。上海把一个即将要让渡的文明当做一个前瞻性的定位,这是明显失误。与此同时,逻辑演绎下的问题是上海的金融与贸易,同属现代服务业,问题是这种服务业到底是为工业文明服务?还是为科技文明服务?如果总体打包为工业文明服务,那么上海的国际经济中心也是工业文明的中心,难道不怕与科技文明失之交臂、擦肩而过吗?不同文明有着不同的未来空间,也有着本质的发展差异,那么这种认知与观念上的错误,必然伴随着许多重大的决策与行为上的失误;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在不同文明交织过程之中,是不能允许一线城市在文明选择上出错的,上海是否在错误的边缘上徘徊呢?

第三大瓶颈是上海在战略定位上的迷茫。

上海面临的第三大症结是战略定位问题。这是因为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其战略性定位至少应该考虑:一是对全球最发达城市的竞争与参照关系;二是考虑对自身城市以及城市群未来创新引领的关系;三是考虑对国家重大战略性目标的支撑与贡献关系。

正是由于上海四个战略性定位当中,唯独缺了一个最重要的定位,这个定位被习总书记发现了, 2014年5月习总书记到上海点题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给了上海一个非常棒的定位,即要求上海做一个在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但是上海反应迟钝,让我这个上海人的学生都感觉到惊讶,上海为了支撑这个科创中心出台了5个文件,包括科创22条、金融20条、知识产权12条、成果转化19条、人才20条等等,并用这5个文件来支撑上海科创中心,根据调查,这5个文件是散落在各个方面以全面支撑上海发展的,支撑它原来的4个中心的,这样的定位不但是战略上糊涂、经济上糊涂、定位上更糊涂。

如果是在深圳,在总书记定位的第二天,所有的主流媒体一定会出现通栏大标题,就是总书记将我们定位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大家努力奋斗吧!因为这个中心对于全国而言,高于所有城市在科创方面的定位;对于上海而言,应该是唯一的、独揽的、顶尖的、统揽全局的,纲举目张的最高定位,而其它的定位都是支撑的、都是从属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上海搞反了,把一个最大的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的战略性定位变成了大家都能够平起平坐的定位,我问过相关人士,我说上海没有人提出要把总书记对你们的定位变成统揽性的定位吗?他们说没有。如果上海不能倾其所有、举全市之力、将最优质资源的绝大部分配置在这个最重要的战略性定位上,这就是上海在 战略方向与文明选择上的糊涂与短视。

可喜的是上海在“十三五”时期要突破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能源装备、民用航空和空间信息等重点行业、重大装备、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重点发展绿色制造的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产业、再制造产业和高端高效节能装备产品、先进适用环保装备产品,大力推广清洁生产等等,我们欣喜地期待着。

第四大瓶颈是上海创新资源存在严重的错配。

上海创新资源是否存在严重错配,是涉及上海未来创新发展的又一个致命的重大问题!根据2016年8月17日各大媒体的报道,上海市政府在1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今年上半年新认定跨国公司研发中心6家,累计达到402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在沪设立的研发中心占1/3,全球研发中心达到40余家......

我们分析,如果每家研发中心拥有100位中国科技人员,总数就在4万左右,几乎相当于拥有2700位专任教师复旦大学的15倍,规模非常庞大,且研发的对象几乎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产品,大大优于于上海本地的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我们难以计算上海402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到底聚集了多少中国本土一流的创新人才,但我们却知道上海创新人力资源的配置与深圳自主创新的人才配置完全不一样,到底哪种模式更有利于打造科技强国呢,答案是肯定的。

当商务部网站骄傲地宣称上海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已经占中国内地总数的1/4,集聚有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通过“知识溢出”效应,带动了上海本土人才和本土企业的创新,成为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推手”的时候;当大批风度翩翩、满腹经纶、从事研发的高薪金领春风满面地进出跨国公司总部大厦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事物的另外一面,那就是高端研发人员价值的个人满足与国民创新资源的大量流失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家大规模的创新资源在不知不觉地悄然流失而国民却浑然不知。我们甚至可以结论,在中国科技强国目标下的当前,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聚集地,就是中国自主创新的重灾区,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曾经出现大量的高端人才流向了三资企业,特别是科研人员的流失,不仅没有拿到跨国公司的国际技术,甚至导致本土技术的流失,结果只能说明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聚集已经导致上海创新资源严重错配。

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已经成为抢夺上海创新人才的重要载体。即便落户上海的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占中国内地总数的1/4,但绝对不是上海自主创新的主体,也绝对不会成为上海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推手”,上海有多少生动事例能够说明其“推手”作用呢?跨国公司不过是利用了上海本土的创新资源,其技术保密规律使得这些创新成果跟上海关系不大,因为它既不能实施本土产业化给上海带来多样性效应,也不能通过技术扩散改造提升上海庞大的传统产业,更不能成为上海城市创新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和依赖支撑条件。

换言之,如果聚集上海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越多,上海本地企业与机构获得高端研发人员的机遇就越少。还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市场送出去了,但是技术却没有换到的深刻教训,我们的民族正在教训中觉醒,所以我们才特别需要自主的创新。

我们关注到德国这个倡导工业4.0的国家,他们通过信息化与智能化的结合,探索工业文明走向科技文明的新阶段,正是德国创新发展的国际化方式包括跨国并购、跨国战略联盟、建立海外技术研发中心等,特别是弱化以母国为研发中心的传统布局,充分利用全球的科技资源与人才资源,通过研发中心“母国化”向“全球化”的发展,实现德国企业在国际化方式的全面创新,并形成新的创新优势与竞争优势,其它发达国家亦大致如此。看来上海已经进入发达国家创新战略的包围圈,我们正在愉快地为发达国家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提供我们创新的有生力量。

我们的国家已经经历了崇拜跨国公司、引进跨国公司、培育跨国公司、审视跨国公司的全部阶段。当我们盲目夸大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在中国的效用时,我们同时处在跨国公司战略性的包围之中。由于当前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在华边际效用正在递减,我们对跨国公司研发中心效能不能似是而非地盲从,我们需要根据国际趋势跟踪跨国公司布局战略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的现实。当中国已经举起科技强国的打旗,我们更需要仔细研究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聚集中国一线城市的利弊得失,重新研究引进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政策与策略。我们至少可以断言,这些巨大规模的创新人力资源,如果聚集在我们自己拥有的创新主体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正面效应。

特别是上海与深圳,我们都是祖国崛起中的增长极核,我只是思考上海冀望国资创新会遇到很多深层次的制约,依赖外资又效用非常小、非常不可靠,而唯有走国民自主创新的路子才是支撑科技强国梦想的坦途。我在《深圳特区报》2016年6月21日《理论周刊》头版《中国崛起与特区担当》的署名文章中说,应当说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能够成为顶尖的全球性金融中心,全球性的创新中心,都是国家崛起的需要,都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我爱上海,我爱复旦! 上海需要以破釜沉舟与壮士断臂的勇气,去迎接结构调整巨大阵痛,去迎接城市与国家美好的未来!我的观点仅仅是用来促进未来城市的良性竞争,通过城市的强大来支撑我们国家的强大,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和本质内涵,否则将偏离我们探索的正道。

(作者魏达志 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 本文仅仅是科技强国目标下的反思与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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